新文明冲突是相对于30多年前亨廷顿的“旧”文明冲突而言的，指未来文明与当下文明的冲突或第二开端文明与第一开端文明的冲突。导致新文明冲突出现的根源来自发展中的自反性，也就是现代化的问题，为此必须努力超越现代化、推动未来化，使人类文明的范式从现代性的范式转向未来性的范式，进而通过消解文明进程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谬完成人及其文明的自我超越和重建。未来化有多重向度和多层指标，而人的未来化是其核心。人的未来化更多凸显了人自身的未来属性，通过成文明人和生活向内转而揭示人尚未开发的巨量潜能，并借由个体之第二开端的彰显，加快个体和人类文明总体的重塑。
为了回避实验哲学家对哲学直觉可靠性的攻击，分析哲学家卡普兰和多伊奇让步地提出：哲学理论的证据来源不是直觉，而是论证。他们往往通过把“案例法”的经典例子，如盖梯尔案例，构造成论证证明这一点。然而，将盖梯尔案例构造成一个满足让步方案要求的论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让步方案不可能成功。此外，让步方案的初衷可能存在问题：它出于传统分析哲学家对哲学直觉缺乏依据的期待和对实验哲学不必要的担忧。
“巫医分离”标志着中国古代医学的独立发展，以观念上的变革引领了医疗技术上的进步，把病因归结为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的观念变革以“天命观”为思想根基，表现了周人崇新求变的精神，折射出中华民族创新基因的源远流长。这种崇新求变的精神为春秋时期的生产力解放和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巫医分离”之所以在春秋晚期发生，原因即在于此。在急剧变化的“过渡时代”,有识之士逐渐摒弃了传统的鬼神致病论，认识到病因应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医术由此与巫术分道扬镳。
工程生态论研究是在工程哲学体系基础上建立的研究新范式。工程生态论把工程的“对象”“结构”“功能”看作具有“(类)生命”特征的“生命体”;把工程系统看作具有“广义生态特征”的“(类)生态系统”;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尺度(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认识和研究工程生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讨论了工程生态的基本概念，凝练了工程生态的性质和特征，阐释了工程生态论基本理论问题并介绍若干相关典型案例，最后就工程生态论为什么是工程研究的新范式进行了论述。
在关于基因增强应用中人的脆弱性问题的伦理讨论中，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基于人的本质预设提出了行动在先/预防在先的技术应用原则，并对基因增强应用作出了技术乌托邦/敌托邦的价值预设，形成了探究该问题的本质主义进路，不仅未能实现基因增强应用对人的祛弱目的，反而还可能引发人类新的脆弱性风险。据此，为实现社会正义之善，将能力脆弱性作为基因增强应用的伦理转向依据。这一能力进路基于人的内在脆弱性、情境脆弱性和诱发性脆弱性规定了基因增强应用的伦理界限和伦理规约，进一步以能力为核心，提出具体的伦理限度，即基因增强应用应以赋能基本能力为价值前提、以内部能力平等为伦理规制原则、以保障综合能力为价值旨归。
传统科学认知模式中“实验证实理论”的简单范式受到可证伪性哲学的质疑，而贝叶斯哲学通过概率更新机制重构了科学验证逻辑：将科学理论界定为可量化的概率信念系统(猜想或假设),基于先验概率与经验证据的交互作用修正后验概率，通过多轮证据迭代收缩概率分布，形成渐进逼近真理的认知框架。该理论为可证伪性原则与奥卡姆剃刀原理提供了概率化诠释，对传统认知模式构成三重逻辑挑战：一是实验验证的时间尺度，实验验证要突破“一次性判决”范式，需通过多轮证据迭代接受长期证伪性检验；二是认知渗透的必然性，理论预设与历史证据构成先验信念，使“客观数据”不可避免携带主观认知要素；三是双盲机制的局限性，物理学等领域的实验观察依赖先验理论框架，证据链环节仅具备概率意义的独立性，无法完全剥离先验影响。为应对上述挑战，贝叶斯模型主张以概率约束替代绝对隔离来保障客观性；以批判性态度解构先验预设，通过持续证据输入动态更新认知状态；秉持长期验证理念，承认科学理论可信度的渐进累积性；践行认知谦逊原则，将理论建构中的不确定性纳入公共讨论，以开放性维系科学认知共识。该重构既保留了科学经验性的本质，又为理论验证提供了更具弹性的逻辑框架。
威廉姆森的E=K论题建立在外延性原则及命题性原则之上。这两条原则没有涉及对知识和证据的内涵性解释，这使得基于内涵性解读构建的首要反驳成为可能。这种反驳提出知识与证据的内涵涉及不同的认知关系，故而造成知识与证据的外延不相等。消解这种反驳的关键在于明确知识概念涉及的关系并非严格的二元关系，同时证据概念涉及的关系也并非严格的三元关系。从认知-行动机制这一视角，可以揭示E=K论题的深层实质是证据与知识共享同一个认知网络。
大模型凭借深度语义理解、多模态知识整合、信息对称与决策支持等能力，可实现患者主观体验的量化表征与医疗信息的认知适配，显著提升医患沟通效能，但同时面临知识表示不确定性、方法论不匹配、情感共鸣缺失等局限。据此，“人机协同的沟通范式”“患者中心医疗文化的系统性重构”“价值理性导向的治理框架”三位一体的实践框架亟需构建，推动医疗大模型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辩证统一，为大模型时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理念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
基于模式生物学中数据为中心方法的广泛应用与成功实践，考察了数据产生、数据迁旅和数据解读过程中的情境性问题，表明无论是受控实验产生的数据还是实验室外产生的数据都深嵌于由背景信念、理论结构、实验设计和研究者目的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具体情境中，而非理论无涉；数据的迁旅是地方性和标准化共存的过程；数据生成时仅具有潜在的科学价值，在使用中不断被重新解读并赋予认知价值。由此，当下的数据实践仍然受到理论启发，数据为中心的研究是实验的有效补充而非替代，在研究结论准确性、研究成果优先性等方面存在一定限度。